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今年6月1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李大钊故居、李大钊烈士陵园、中法大学旧址、北大二院旧址、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陶然亭慈悲庵、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等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经过修缮、复原终于对外开放。
百年前，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们是在这些地方，孕育新文化运动，唤醒民众思想；在这些地方，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些地方，走进劳苦大众，领导发动工人运动；中国革命的星星火种也是在这些地方播下，最终燃遍全国。
地处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京报》的办公地旧址，这里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本报记者 戴冰摄）
6月1日，一位参观者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观看展览。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京报馆旧址展出的老报纸。（本报记者 戴冰摄）
在北大红楼
1918年6月30日，毛泽东接到好友蔡和森的来信，信中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并且强调，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
蔡和森信中提到的“杨师”便是曾经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杨昌济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立即成为湖南宣传新思想的先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等一批湖南的青年才俊，都是他在湖南“一师”的学生。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伦理学教授。到京不久，他便写信告诉学生们，法华教育会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赴法勤工俭学”的创意缘于李石曾和蔡元培的一次头脑风暴。
李石曾是清末重臣李鸿藻之子、国民党元老。留学法国期间，他曾开办过一家豆腐公司，工人全是他从河北高阳老家带到法国的。工人们在豆腐房经理齐竺山的管理下，不但适应了法国生活，还在“工余求学”办起了工人夜校。李石曾被这种新模式吸引，还亲自给工人们上过课。
后来，他与“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的蔡元培谈起此事。蔡元培灵机一动，如果把这种方法用到学生身上，“学余做工”岂不是进步更快？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又联合法国政府成立了“法华教育会”。
1917年，李石曾回国，在老家河北省高阳县布里村开办了一间留法预备学校——“法国学堂”。一场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很快席卷全国，引来许多有志青年，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等人在内的湖南青年。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罗章龙、萧子昇等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从长沙前往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
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湖南青年们深切感受到“京城居，大不易”的窘境。罗章龙在回忆录《椿园载记》中写道：
我与润之商议，共同租了一小房于景山东街，遂同搬至嵩祝寺后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居住。吉安所原来是清廷皇室停放梓宫及灵柩的行宫。清室覆灭以后，该地成为废址，宫殿依旧。其迤东有一夹道，有几所矮小住房，据说原是抬灵柩的工人住室，后来因陋就简，又搭盖矮房出租。因地势偏僻，房租亦便宜，便由子昇出面租了三间小屋。
三间小屋住进来八个大小伙子，每个房间只放得下一个大通铺，由于人多炕窄，每人的席位只有“一砖半”宽，不得不胼足而卧。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道：“我们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我要翻身的时候，我常常必须警告睡在我两旁的人们。”
生活虽然艰苦，但北京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新文化的大门。三眼井胡同距离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不远，青年们经常白天去北大图书馆阅览室读书，晚上在小屋中围炉夜话。
对毛泽东而言，北京的生活费太高了，他不得不马上找个工作。于是，老师杨昌济把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有一间办公室，分内外两间，总面积不过50平方米，右侧墙壁上挂着李大钊的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里就是北大图书馆主任室，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李大钊一直在这里办公。
1918年12月，毛泽东在这间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他成为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在北大红楼一层西头，又称新闻纸阅览室。毛泽东在这里工作了三个月，主要负责报刊书籍的借阅登记和归类整理等事务。
对于嗜书如命的毛泽东而言，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可谓近水楼台，他不但能读到许多最新出版的报纸、杂志，而且还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大人物。他曾对斯诺说，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
在《新青年》编辑部
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接到北大校长委任状的当天，蔡元培拜访了正好来京办事的陈独秀，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蔡元培回国接任校长之前，北大的校风、学风都很差。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张国焘回忆，同宿舍的几个高年级同学“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
谁能协助蔡元培一扫北大的陈腐之气？在京中教育界颇有影响的医专校长汤尔和向他推荐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
此时，《新青年》杂志虽然创办不久，但已在全国青年中曝得大名。远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最喜欢读陈独秀、胡适的文章，他们代替梁启超、康有为，成为了他的新模范。
接到蔡元培邀请时，陈独秀开始是推辞的，他在上海办《新青年》正起劲，不想来京。蔡元培说，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嘛！思量再三，陈独秀答应了。
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于北大文科学长，租住在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编辑部便在这处小院落了户。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坐落于胡同深处（今箭杆胡同20号），表面看来毫不起眼。2020年3月，北京市将它列入“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进行保护修缮，今年6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这处小院面积不大，有北房三间、南房三间、靠街门倒座小房一间。一进大门，迎面可见放大的《新青年》杂志封面。现在，小院里办着两个展览，北房是“历史上的《新青年》专题展”，南房是“陈独秀在北京专题展”。
展览中，《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陈独秀李大钊编辑《新青年》时的往来书信，还有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将观者带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正是在这个院落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组成的《新青年》作者群渐渐形成；也是在这个院落中，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宣布《新青年》自本期开始改为同人杂志，由同人们轮流编辑；还是在这个院落中，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形成了。
在《新青年》同人中，李大钊并不太引人注目。鲁迅回忆，初次见面李大钊给他的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就是这样一位“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发出了远高于同侪的独到见解。
1918年11月11日夜，一战停战的电报传到北京，全城沸腾。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中国终于站在战胜国的队伍里，北京市民和知识阶层欢欣鼓舞。北京教育界决定，11月14日至16日学校放假三天，以示庆祝。
就在举国欢腾时，李大钊却在讲演中，发出了引人深思的提问：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
也许是觉得表达得还不够全面，演讲结束后，李大钊又为《新青年》写下《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他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一自由乡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至1918年底，李大钊的思想迅速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而经常活动在他身边的青年们，也开始受到他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提到这段经历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回忆起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日子，毛泽东也免不了有些小牢骚。他对斯诺说：“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是毛泽东并不气馁，他在参加了许多社团活动，如哲学会、新闻学会等。通过这些社团活动，毛泽东不但旁听了北大的课程，而且为日后的革命工作进行了知识储备。他回忆，这些社团中，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对他影响最大。
当时，北京各个大学都没有设置新闻学课程。罗章龙回忆，一日他们几个同学在景山散步时谈起，“何不联合同学，共同来研究这门学问？”回校后，他们找到曾在《晨报》做过编辑的徐宝璜教授。徐宝璜很支持学生们的提议，并称自己留学美国时曾经修过新闻学的课程，愿意指导他们学习。而且，他还可以请《京报》社长邵飘萍做学生们的导师。
1918年10月14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每周上三至五次课，授课地点多在北大一院文科三十六教室，主要任课教师是《京报》社长邵飘萍。
邵飘萍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他1912年便担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他曾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等报撰稿抨击袁的阴谋。1918年10月，邵飘萍辞去《申报》特派记者的职务，在北京创立了《京报》，开始独立办报生涯。他不但是一名新闻的实践者，而且也是中国新闻学专业的拓荒者。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表示，中国新闻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培养记者。那么记者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呢？邵飘萍写道：
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后，而志不乱。
这本著作虽然出版于1923年，但显然是邵飘萍长期新闻实践与思考的总结，在新闻学研究会任教时，他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
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期学员中——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罗章龙等，后来都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
毛泽东虽然在新闻研究会只上了半年课，但仍受益良多。他曾对斯诺说，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多，“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有热烈理想和良好品质的人。”如今，这句话被镌刻在刚刚修缮完工的京报馆旧址墙壁上。
多年以后，邵飘萍的侧室祝文秀还记得，那一时期，毛泽东曾经多次造访邵飘萍位于羊皮市的家，邵飘萍亲昵地称他为“小毛”。
1919年3月，毛泽东因母亲病重不得不赶回湖南。回到湖南后，他很快创办了《湘江评论》，可见邵飘萍对他影响之大。
上世纪20年代，邵飘萍的《京报》因敢言在北京新闻界享有极高的地位，报社的业务也蒸蒸日上。1924年，京报馆自筹资金在魏染胡同盖起一座二层灰砖小楼。京报馆落成时，邵飘萍挥毫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二楼的编辑室内。这四个字引自明代名臣杨椒山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杨椒山被奸相严嵩所害时年仅40岁，无独有偶，以杨椒山为榜样的邵飘萍也在40岁那年被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邵飘萍牺牲后，虽然他的夫人汤修慧和同仁勉力支撑，但《京报》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后，《京报》停刊。
新中国成立后，当毛泽东听说京报馆易主、汤修慧没有生活来源时，立即指示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安排汤修慧一家重新回到京报馆居住。为了解决汤修慧的生活来源，党和政府特批他们将京报馆的二层出租，用租金来补贴老人的生活和房屋修缮费用。
2018年，京报馆旧址完成文物腾退工作。2020年3月，北京市将京报馆旧址列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
今年6月1日，经过几个月的布展，京报馆终于对公众开放。进入大门，迎面映入眼帘的便是邵飘萍手书的“铁肩辣手”四个金字，邵飘萍的半身铜像静静地矗立在京报馆的小院中。英雄虽已远去，但是他秉持的信念、期待的世界却越来越近。
在长辛店
初到北京，湖南青年毛泽东仿佛一下子闯入新文化的风暴中心。他阅读最新出版的报刊杂志，参加各种社团组织，旁听北大课程，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新思想。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此次来京的主要任务——促成赴法勤工俭学。
法国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且当时一战硝烟尚浓，李石曾和蔡元培虽然理想非常远大，但真正赴法勤工俭学的筹备工作还“八字只有一撇”——除了保定和布里的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课外，其他预备学校尚在筹备中。当大批湖南青年来到北京时，李蔡二人着实有点儿措手不及。
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何长工回忆，“留法勤工俭学会”并没有给他们安排好工作和学习场所，也没有筹集好出国的旅费，一切还没有头绪。后来多亏了杨昌济先生居间协调，蔡元培答应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让已经到京的学生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法语，为将来出国做准备。
在北京的预备班设在长辛店，今丰台区长辛店德善里18号。之所以把预备班设在距离北京城区35公里的长辛店，是为了方便学生们去长辛店铁路工厂学习用来糊口的劳动技能。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是一座欧洲古典风格的灰红砖相间小楼。这座小楼原是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机厂火车房总管郭长泰的住宅。1918年秋，为解决湖南籍学员入留法预备班学习，在蔡和森、毛泽东等人积极推动下，蔡元培、李石曾等出面交涉将它买下，改为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全称是“北京大学附设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
2020年3月，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被列为“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
小楼分上下两层，每层六间教室，都在10平方米左右。当年，学生们便在这些教室里学习法语。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中展出的一份办学简章，生动再现了学生们勤工俭学的日常生活。预备班开设的工业科共设铸造、机械和钳工三个班，学生除了学习法文外，还要学习机械图画、工程图画、机械学等课程，每周上课20小时，实习40小时。
1918年11月，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久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辛店。当时在预备班学习的何长工记得，毛泽东“先到工厂调查了解情况、和厂方商量能否增加点预备班的学生，然后到我们预备班的教室看了一下，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他和我们坐在土炕上，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有什么困难。记得他还特别问我们湖南人学法文会不会卷舌头发嘟噜音，并教我们怎样发音，让我们学点音韵学，学康熙字典上反切拼音。他是学师范的，师范学生都懂音乐，会唱歌。他还用唱歌的音韵教我们怎样卷舌头。”
预备班虽然顺利开班，但学生们赴法勤工俭学的路费还没有着落。杨昌济得知，前清户部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还存在俄国道胜银行。如果把这笔钱的利息取出，可以解湖南学子的燃眉之急。于是，在杨昌济的协助下，毛泽东等人联系到这笔款项的实际控制人——湖南名流范源濂和熊希龄。通过交涉，范熊二人从道胜银行取款，资助湖南学子每人400元，这样才算最终解决了学生们的赴法旅费。
当时，湖南学子罗学瓒在写给湖南的家信中写道：“毛泽东组织预备班，出力最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从1918年夏至1920年年底，全国先后有17批、近2000名勤工俭学的学生负笈法国，其中有很大一批人是从长辛店走出去的。后世学者总结，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为留法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得了、留得住”。所谓“走得了”说的是预备班为他们解决了赴法旅费；“留得住”是说学生们在长辛店学到了赴法学习、做工的基本技能。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虽然只短短两年，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李维汉、王若飞、向警予、陈毅、聂荣臻等都曾是赴法学子的一员。
1919年3月，毛泽东因母病返回湖南的途中，特意绕道上海为第一批湖南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当友人劝他同行时，他却选择留在国内。后来，他这样解释道：“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因母病暂别北京后不久，北京发生了一件堪称影响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大事——五四运动。
1918年11月份，一战胜利，中国史无前例地成为战胜国的一员。国人天真地以为，公理终于要战胜强权了。可是，当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时，遭到了拒绝，而且巴黎和会还同意让日本接手德国的强占。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学生们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的烽火从北京点燃，很快席卷全国。
“五四运动”虽然是学生们自发的运动，但事态的发展强烈刺激着李大钊、陈独秀两位青年领袖。
陈独秀脾气火爆、生性耿直。1919年6月11日晚，他站在新世界游艺场的顶层“独立高楼风满袖”，凭空一挥，将印有《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撒向人群。当晚，他即被捕入狱。
性格沉稳的李大钊选择用思想来启蒙大众。1919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由李大钊主编，他把这期杂志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这期杂志刊登了7篇从不同角度、立场来介绍和评价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文章中，李大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此外，他还通过俄国革命的实践，认识到这一学说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有“李大钊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张静如先生认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据当时北大学生会会长朱务善回忆，1918年李大钊就曾与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因为当时社会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过激”，所以为避免当局注意，他们为这个团体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乍一看以为是研究《人口论》的。
“五四”以后，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朱务善、张国焘等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聚集到李大钊周围，在他们的要求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了。
罗章龙回忆，开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秘密团体，组织形式比较松散，除了研究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参与过一些工人运动。有一次，研究会成员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会时，感到研究会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不能扩大影响。大家认为至少要在北大为研究会取得合法地位。
于是，他们通过校长办公室向北大校长蔡元培申请，在《北大日刊》上刊登一个启事，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打出去。蔡元培历来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很痛快便答应了，而且还将北大二院西斋的两间宿舍拨给“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办公。
这两个房间，一间作为办公室，一间作为图书室。李大钊为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不知情者乍一听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费解，其实“亢慕义”就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
据时人回忆，“亢慕义斋”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两侧贴着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
上联出自陈独秀的文章，他认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下联出自李大钊，意思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南北同志要团结互助、同心一德。
如今北大二院旧址作为“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被修缮复原，走进二楼的“亢慕义斋”仿佛开启了一座时光之门，百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觉醒时代，扑面而来。
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尚未公开时，已经有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聚在李大钊先生周围，他们一起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久而久之，大家不满足于只是在书斋里“纸上谈兵”，而渴望着建立一个组织更为严密的政治组织。
罗章龙在《椿园载记》里写道：
许多同学向往俄国十月革命，向往俄共组织，迫切建立类似的组织。我们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更不止在一个地方酝酿这个问题，但真正组织起小组，还是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在李大钊办公室召集了几次座谈会之后。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内部事务纷繁芜杂，一时还顾不上支持其他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以后，中俄之间渐渐有了联系。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中国，他们此行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
4月的一天，维经斯基在北大俄籍教员鲍立维的引荐下，拜访了李大钊。罗章龙回忆，李大钊找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几名学生与维经斯基进行了座谈。维经斯基用英语向他们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也讲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种种困难，并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了解苏俄的十月革命。同时，维经斯基表示，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维经斯基离京时，李大钊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
1920年2月，陈独秀上了警方的黑名单被迫离京。到上海后，他住进环龙路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很快，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批知识分子就被吸引到他身边。
北大学生张国焘，在“五四”时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当陈独秀常住上海后，他成为为“南陈北李”传递消息的“特殊学生”。
1920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个外国人和他的翻译悄悄来到渔阳里2号。第二天，陈独秀兴奋地对张国焘说，此二人正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在维经斯基的鼓励下，陈独秀决定加快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9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后，把陈独秀希望赶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思转告李大钊。张国焘记得，“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的表示赞成。”此前，他还考虑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成熟。但此时，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开展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最初只有李大钊、张国焘和北大教师张申府三人，后来罗章龙、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很有研究的同学也加入进来。
他们认为组织建立之初标准不宜过严，于是吸收了黄凌霜、陈德荣等5位无政府主义者。可是，一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与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崇尚个人绝对自由，反对采取任何组织形式，也认为不必有工作分工。在一次讨论要不要承认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争论中，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最终选择了“和和气气”的退出。
不过，令李大钊欣慰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邓中夏、高尚德、何孟熊、缪伯英等新生力量很快便补充进来。
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一个多月后，正式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北京支部的成员已达到13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毛泽东、何叔衡向好友谢觉哉辞行，他们马上要从长沙启程到上海去。至于去做什么，二人只字未提。多年以后，谢觉哉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已经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去上海了。1920年6月间，他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途中特意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当时，毛泽东正处于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他曾给好友写信说，那时“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年轻的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
与陈独秀的会面，令“睡在鼓里”的毛泽东茅塞顿开。1937年，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建议下，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只有6人，后来也不过10人。
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回忆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协助中国同志召开中共一大。
遗憾的是，此时陈独秀接受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南方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去了。无独有偶，人在北京的李大钊也分身乏术。当时，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员会”的工作，整天忙着开会，也不能出席“一大”。于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一大”。当时，刘仁静只是一个年仅19岁的少年。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诚如此言。其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还有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等，但是大家当时都很忙。罗章龙要去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邓中夏要去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可想而知，在他们看来，这些活动都比去上海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重要。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当时许多党员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大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今天看来“南陈北李”和许多中国共产党草创时期的中坚人物缺席“一大”的理由，都有些微不足道，完全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相提并论。参加了“一大”的13位代表，也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正亲身参与着一项开天辟地的伟业。
可是，历史就是历史。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最初萌芽时，其意义往往连一些当事人也无法觉知。这也正应了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在“一大”会址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坐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家餐厅的长桌子旁。
7月30日晚上，由于暗探的突然造访，会议不得不中止，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船上继续进行。
8月3日，在南湖红船上，代表们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下午6点，南湖渐渐热闹起来，湖面上飘荡着京剧声。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只不起眼的游船中，十几个人轻声呼着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这艘红船，正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地行进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航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