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94周年。最近，“播火——李大钊革命活动档案史料展”正在北京市档案馆展出，展览通过200余件档案、资料和图片，全面回顾了李大钊的革命足迹。一件件档案史料中，94年前那段慷慨赴国难的壮烈悲歌，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反动军阀的屠刀其实早在1926年就举起来了。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就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4月，奉系军阀控制北京后，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也开始通缉李大钊等。为躲避通缉，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地界内的旧俄国兵营，坚持开展革命活动。

李大钊住在俄国兵营30号院,原本只有少数领导同志晓得。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反动军阀很快掌握了这一线索。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200多人的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

这当然只是作个样子，实际上，张作霖早已获得了各国公使的默许，而他的借口是，共产党可能要搞暴动。

1927年4月7日的《晨报》记载了那天的情景：“昨晨十时半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辆洋车，便服行路者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

当时与父亲在一起的李星华，则在回忆录里记下了抓捕现场：“‘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当天，与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李大钊家属甚至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

彼时的北京，白色恐怖、血雨腥风，被捕之前，李大钊曾有多次机会离开,但他却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被捕后的李大钊经受了多次秘密审讯。不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他都严守党的秘密，有策略地进行斗争。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

京师警察厅拿不到“确供”，社会各界的反对声越来越盛。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此次展览中，就有一封李大钊挚友为保释李大钊家人写给警察局的呈信，是首次展出。李大钊的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三百多人也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

然而，面对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张作霖却顽固不化。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公然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绞决，立即执行。当天下午，6辆汽车押送着李大钊等人，开进了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随后，看守所大铁门紧闭，前来探听消息的人通通被阻隔在外。

心虚的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在看守所里秘密行刑。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

李大钊牺牲后，白眉初等人带着星华姐妹赶往下斜街长椿寺收尸。由于李大钊平时的薪水大都支持了革命工作，他牺牲后家里仅余一块大洋，还是梁漱溟、白眉初等人捐款，才为李大钊张罗了一口崭新的红柏木棺材。

新棺被暂时寄放在妙光阁街浙寺内，没想到，由于时局混乱，李大钊的灵柩在浙寺一放就是六年之久。直到1933年4月中旬，由蒋梦麟带头，北大的周作人、胡适、傅斯年、沈尹默、钱玄同等共13人联合向社会发起募捐和公葬活动。

1933年4月22日，李大钊公祭仪式在浙寺举行。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挽联堆满了现场。9时半，送葬队伍从浙寺出发，沿宣武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进。队伍行至西单路口时，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了李大钊的棺木上。一路上，不断有群众团体为李大钊路祭送行，随着队伍越来越庞大，国民党宪兵又对公葬横加阻拦。混乱过后，灵柩才继续启程。黄昏时分，灵柩终于被安葬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1913年，23岁的李大钊为悼念挚友蒋卫平写了这样一首诗：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这也正是李大钊自己的人生写照。